我们的名字叫知青——回忆远去的忠魂
《北京记忆》
我们的名字叫知青（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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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9月中旬，原兵团四师35团(现庆丰农场)三十多位耒自北京、上海、哈尔滨的当年参加扑灭这场火灾的幸存者知青，来到虎林县14位遇难知青墓前，进行了特殊的祭奠。这30多位知青中间的许多人，虽未被烧死，但却都被烧得面目全非、肢残容毁。在14位知青墓碑前，她们痛哭流涕，无限悲痛。
事情要回到40年前的1970年11月7日下午。
那天35团3连接到紧急命令：立即组织60人，到紧靠中苏边境的一连方向去扑灭荒火。火光就是命令！“明知火烧人，偏向火海冲”已成为兵团战士的誓言。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！为了祖国的尊严，拚死拚活也不能让荒火烧过国界。大家争先恐后，抢着要去。
此时，35团机关、工业二连的扑火人员，也坐着大卡车向火场奔去。路过三连时，他们还同认识的知青打招呼“扑完火回头见”！但是许多人，从此阴阳两分离，永远没再回来，更多人则成了终身烧伤残疾人！
挤满了群情激昂的兵团战士的卡车，在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……”的一首首语录歌声中向火场前进。这些刚到北大荒才一、二年的兵团战士(其实是一群孩子！)充满稚气的脸上，堆满了欢笑，谁也没见过荒火是什么样，更没有人去想，“赤手空拳凭什么去扑灭大火”？更要命的是，领导们也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和组织，一场灾难正在逼近兵团战友们。
团副参谋长明海涛(他也被烧成重伤，不久后牺牲)领着团机关、工业二连的扑火队伍，率先进入了荒草甸子。接近大火时，天色已暗了下来，但冲天的烈火映红了天空，把几十米内照得通红。
有经验的老职工见火势太猛，就建议连长先烧出一条安全火道来，高连长同意，并下令点火。一块几十平方米的火道刚刚烧出，风向突然变了，大火从三面猛扑过来！87个人眼看要被大火吞没，连长大呼：都撤进火道。人们刚集中到狭窄的火道里，烈火就逼近了。
火焰窜起一、二丈高，随火而来的大风卷起滚滚灼浪，向人们扑去。四周顿时变成一片火海。连长让大家把棉衣脱下来蒙着头，蹲下。可大火一直围着人们在肆虐逞凶。只见一个个身影在火光下倒下！(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前几日，武警战士在扑灭四川山火时，因风向突变，一分钟内在山沟里使15名战士和其它几名职工葬身火海的惨剧)。
一位幸存者说：“刚打了一米，火就来了，火团在空中飞舞，齐腰的大火，冲向人群”。他们赤手空拳，无任何灭火工具。因为都是高草和荆棘枝条挡着，人们想在地上打滚也不成。一位烧伤幸存者说：她手上的皮掉下来，成了手套。
王秀琴是从西城区来的知青，身上的衣服在燃烧，昏迷时倒在旁人的怀里，嘴里还在嘟嘟地背着毛主席语录：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……！兵团战士们在这两三丈高的烈火，已无头尾的火海中，有的把棉衣脱下来，沾上一点水，喊着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口号，冲向火中去。
很快，救火立刻变成了救人！一位幸存者知青说：“他在逐渐远去的火龙映照下，看到前方焦土上躺着四、五个人！走近一看，头发已烧光的战友仰面朝天，双臂痉挛在胸前，已没有一丝声息了。他刚才那股扑灭荒火的强烈欲望，一瞬间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同一名宁波知青一起，把全身只剩一双鞋的女伤员(或许是遗体)驮到背上。我双手触到的，是又滑又腻的油和剥脱的皮肤，浑身的肌肉肿得如橡皮一样鼓鼓的，……。”太惨了，我不忍再摘录下来让大家看。
活着的伤员先运走了，集合地点还躺着七个仃止了呼吸的战友。他们用三件棉衣当担架，六个人走两侧，一个人在后边托着伤员的头，开始了长途搬运。
漆黑的荒原没有路，他们只能直对着远处公路上的车灯走去，遇上结着簿冰的洼地，就照直淌着冰水过去。不知走了多少里，他们的双脚泡在湿鞋里，身上只剩一件秋衣，在北大荒十一月的冬夜里，是多么的寒冷。为了快点把战友救出去，就这么坚持着！
三天后，荒火自动熄灭了，也没烧过国界去。
35团机关和工业二连的13名女知青和一名男知青，都在那一夜间，为了美好的理想，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们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哈尔滨，最小的仅十七岁，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二岁。
(这是牺牲的14位知青的英容笑貌)
逝者永远安息在黑土地里，而幸存的伤残者，却仍在受着无尽的痛苦。
幸存者王玉彩、仝幼华等人，她们在这场大火中被烧成重伤。面貌全非，伤痕累累；有一人手指大多被烧坏而截去。71年3月出院，6月回家时，怕吓着家人，都不敢见人。这些年来，她们不敢走入社会，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艰难生活，每月靠800元补助金生活。她们至今孤身一人，荒友聚会不敢参加，也不愿提起那场火灾的经历。精神上、心理上的压力太大了！
14位牺牲战友的父母大都已经去世，只有史丽露的母亲住在某养老院十平米的小屋里度晚年。她因为最疼爱的女儿那么早走了，一直怀念着她，自己也病了多年。她说：史丽露是北京40中的高中生，聪明伶俐，多才多艺，6岁就学弹钢琴，学校里的黑板报许多字都是她写的。她坚决要去北大荒，想不到只有二年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如今她每天都要翻看女儿留下的唯一纪念品-一本日记本。
牺牲战友史丽露的母亲（右）
周秀兰只有19岁，68年去北大荒时，学校本要保送她去某大学的，为了屯垦戍边，而坚决放弃了，最后牺牲在荒火中。
我不认识这些战友，但她(他)们也是我的大荒战友和兄弟姐妹，我被她们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。
她们是20多岁上下的花季少年，有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心里只有革命两字。面对火海，毫不犹豫，毫无畏惧，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，是顶天立地的英雄、好汉！她们的忠魂在烈火中升华，与天地日月同在！虽然，这场大火被定为事故，14位知青战友没有被认定为烈士，但她们永远是建设北大荒的英雄！是我们心目中的烈士！不要忘记她(他)们！(其实她们完全应该定为烈士，要说救火出事故，责任岂能由知青来承担，应归罪于当时的领导。)
40年了，我们都回来了，而她们却如几粒微小的砂石，安眠在茫茫大荒的黑土地上。当现在许多知青都在说“青春无悔”时，她们的春青却这么快就结束了，青春在哪里？青春长眠在荒原里。幸存者伤残一辈子，至今还艰难地生活着，40年里，她们心里有着无尽的伤痛。死者牺牲临终时，还不忘祖国，还在念着语录，这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，无法理解的。她们的青春在烈火中闪光！但从另一个角度讲，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。
说“青春无悔”，那是要辩证地、相对地去看的。实事求是地讲，不是所有知青都认为自己“青春无悔”的，不要一概而论。如果不是当时扑火指挥员的无能、疏忽，这些知青的青春岂能就此终止于烈火之中！
有些人看过现在某些回忆北大荒的文章、或看过粗制滥造，不切实际的电视剧后，问过我：你们那儿不是挺好的吗，不那么苦啊！我说：不是的，那是艺术加工了。从1956年起，几十年里，从老铁兵、复转军人到知识青年，一代又一代北大荒人的青春年华，都献给了千里荒原，你说苦不苦。那些年里我们吃过多少苦、受过多少累、遭过多少委曲，只有我们自己清楚。但我们从不怕苦，从不怕死，敢于面对艰苦，面对现实，去开创事业，这就是我们北大荒人的光荣和骄傲！
今天多写上几句，就是要让我们的后代知道父辈们是如何创业的，不要忘本，不要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！
教训是深刻的！那个年代，许多口号是空的，误了多少事和人。救火必须要有工具，要有救火的常识，这是最基本的，可在那个年代，却不被重视，无畏的牺牲了那么多条生命。从这件事上，真的可以总结出太多的经验教训来。任何时候，任何领导者都要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！
今年是文革后第一批北京知青大规模奔赴北大荒的50周年。从这以后，几十万知青陆续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了北大荒，参加了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伟大事业。
北大荒啊，如今您已是祖国的米粮川！您从无到有，以至到今天这么光辉灿烂，几十年里，有多少老铁兵、复转军人、知识青年、各地移民……，为您流血流汗，甚至献出生命！几十万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，为北大荒作出的贡献，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，也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。
副指导员王玉彩选自【生命中的兵团】作者：朱维毅
大火能改变人的容貌，却不能贬损人的价值。当年的副指导员王玉彩（左）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“红在边疆”的字样，如今的残疾人王玉彩（右）退休后一直在为社区的卫生和治安忙碌。人如其名，王玉彩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的人生折射出玉石般的光彩。
通过孙淑婉的介绍，我见到了曾在“11·7”打火中负伤的原35团工业2连的副指导员王玉彩。拿孙淑婉的老照片和现在的形象对比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人。但王玉彩在老照片中留下的那个丰满俊俏的知青副指导员的形象，和我眼前这个脸上布满伤痕，身体瘦弱，头发灰白的老者很难重叠为一个人。但在和她的交谈中，我又能依稀看到这位当年知青干部的风采。她待人诚恳，头脑清晰，语言流畅，在我参加过的两次“11·7”死者家属的聚会活动中，她的讲话有板有眼，很有一点儿当年组织连队学习时的劲头。而她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气息，讲到“11·7”事件的时代背景时，她会说“当年我们满怀革命理想，响应国家的上山下乡号召，奔赴边疆履行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……” 她出生于1948年12月，下乡前是北京八宝山中学的66届初中生，是个“老初三”。她说：“我是1968年6月13日从北京出发下乡的，和孙淑婉坐的是同一趟专列，但当时我们彼此还不认识。在1970年11月7日打火被烧之前，我一直没有回北京探过家，再回家时我已经是面目全非了。1976年10月5日，我和淑婉又乘坐同一列火车告别了北大荒，团参谋长董云龙送我们到虎林车站，后勤处的于协理员和政治处的张干事陪我们回到北京。那场大火让我和淑婉的战友关系又增加了一层含义，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。
“我们工业2连所在地是和平农场的老场部，我们是团里的加工厂，管磨面、磨油、烧酒，还做酱油、饼干什么的。我们和团部机关的人都属于二线人员，打火的知识本来就少。
“着火那天，我们正在开排以上干部会议，连部文书马玉兰跑进来说，团里来电话说1连跑荒了，要我们连组织一个男兵排去扑火。那是她最后一次传达上级指示，她在当晚就牺牲了。
“一听说要打火，知青们都想去，男男女女都往车上爬，直到把那辆车塞得满满的。我是副指导员、党员、团支部书记，知青有行动我当然得上。走的时候我戴上了帽子，所以后来没有把头发烧光。当时我奶奶已病危，如果家里给我拍个电报，我肯定会回北京和奶奶告别，那样就不会被烧了。但我父母知道我在兵团是连队干部，他们为我的工作着想，没告诉我关于奶奶的事。我在 11 月 7 日被烧伤，奶奶在 11 月 13 日去世。
“我这人容易饿，走之前拿上了一块发糕，在去火场的路上，我还把发糕分给大家吃。那时的人遇到危险抢着上，不图名不图利的。去火场有 40 多里路，大家一路上不停地唱歌。
“到火场后，团里来的指挥员没有让女的上，但男生刚一动，女生也跟着上了，当时讲‘火光就是命令，火场就是战场’，团部机关的几个女生一带头，其他人都冲向火场。我拦也不好拦，就跟着上去了。远远地我就看见有小鸟在大火上飞，飞着飞着就掉到了火里，我还觉得挺好玩的。
“先到的人开始烧火道，但点火的地点离大火太近了，火道的火刚点起来，大火就到了，两股火合为一处，产生的气浪形成了强大的风势，好几米高的火头向我们扑过来。我一看情况不好，大喊一声：‘不要撤，迎着火跑出去！’这时火就到了，我被大火吞没了，我想冲过大火，但是被塔头墩绊倒了，就这样被烧到了。等大火过去以后，我看见了焦鲁艺、孙淑婉和任艳梅。她们和我一样，都没有顺着火的走向跑，而是让大火从身上烧了过去。
“我的脸和手都烧坏了，两片手皮滑落下来，像手套一样挂着。我记得是3连的两个男知青背着我走的，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，但腿和脚没有烧伤，我觉得自己还能走路，直说不用他们背。到现在我还从心里感谢这两个兄弟，就是不知道他们是谁。到团部医院时我还有知觉，能听见声音，就是看不见人，但以后就昏迷了，别人怎么把我送到佳木斯224医院的，我都不知道。两天两夜之后，我在别人给我剃头时醒了过来，我拒绝剪掉我的头发，对方说，必须要剪，不然容易感染。
“在住院期间，有现役干部和我们聊天，肯定我们的表现，说不打火，就怕烧到连队、
森林和国界。兵团的颜文斌副司令员到病房慰问，还告诉我们说，周恩来总理下令要全力抢救，要用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药。听说为这件事还搞了三次全国电话会诊。
“我父母接到35团的通知后，在北京给兵团打了一夜的长途电话，怎么也叫不通。他们和其他家长先后赶到兵团。兵团先安排他们看了刘英俊烈士墓，又做了一番工作，然后才带他们来看我。
“我看到父亲的头发都白了，可在我两年前离开北京时他还是一头黑发啊。两位老人一看到我眼泪就下来了，我也想哭，但强忍住了眼泪，因为我的面部被烧坏了，眼泪流出来会造成创伤感染。现在的人不讲思想觉悟了，可那时像我父亲这样的老钢铁工人真是有觉悟，他心里清清楚楚的：女儿这一辈子给毁了，但他没有向兵团发一句怨言。
“我接受的治疗方式是最痛苦的。每次换药揭纱布，创口都要被撕开，疼得钻心啊。我只能反复背诵毛主席语录，用这种方法忍受疼痛，总之不能让自己喊出来。
“224医院烧伤科医生根据我们被烧伤的程度和创面情况，采取了不同的治疗方法。对牛淑凤采取的是切夹法，把坏死的皮肉都切除掉，植上新皮。对我采取的是脱夹法。每天把我的双手泡在盐水里，用剪子将烧焦的皮肉剪下来，因为血痂很坚硬，每换一次药要换几把剪子和镊子。在我疼得呼吸变得急促时，医生会停下来让我透一下气。因为每四小时要打一次青霉素，最后臀部已经没有了插针的地方。大家过了休克感染关以后是植皮，从大腿和小腿上取皮，分别植到手上和脸上。
“在治疗期间，医院一直不给我镜子照，我只能在护士和我面对面时，从她双眼的瞳孔里看看自己的样子，这种观察只能看到一个大概，我觉得自己的样子还行。等到我伤愈后才第一次拿起镜子，当时我的心都碎了。一个女孩子的容貌被毁成了这个样子，我怎么面对未来的生活啊？但我没有了其他选择，生活的道路我还要往下走。
“我住了两个多月医院。北大荒的医院只能救命，对功能的恢复和整形都无能为力。出院不久我回家探亲了，在北京到处求医。告别家乡近三年了，走的时候青春焕发，回来时已经是满脸满手的伤痕，头发也开始脱落。认识我的人都说：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怎么烧成这个样子？同时我也察觉别人和我的距离在拉大。我再也谈不上爱美了，每天不愿意出门。在必须求医时，我把帽子和口罩全部戴上，就连大夏天也是这样。1970年10月我在北大医院接受了整形手术，面部的样子稍好了一些，但左手的小手指留下了终身残疾。兵团对我挺好的，我在北京看病期间，那边照开工资，每月还给我寄来 60 斤全国粮票，又给我报销医疗费。
“1972年3月，我重返北大荒，还干我的副指导员工作。后来知青逐渐开始返城了，1973年团部派人到北京，和市劳动局、石景山劳动局、知青办、伤残人员及家属协商办理我们返城的事。1975年，35团和石景山区政府共同把我的情况定为三级残疾。1976年10月我按照病退的情况回到了北京。
“‘11·7’之前我哪里会想到自己这一生会和残疾人连在一起啊。我的生活因为那场大火彻底改变了，周边异样的眼光伴随了我40多年，从当姑娘的岁数一直到现在。有一次我在我姐姐住的筒子楼的楼道里帮她做饭，一个小女孩上楼来看见了我，吓得扑向了她的母亲，当时我的心里那个难受啊，以后就尽量不出门了。
“我是首钢工人的子女，返城后，首钢招收了我，让我看仓库，这样可以少接触别人。慢慢地，别的知青战友陆续成家了，但是我不能。有一些好心人想给我介绍对象，都被我拒绝了，我就够不幸了，结了婚有了孩子，孩子会在一个承受着异样眼光的家庭里长大，我不忍心。在我31岁的时候，我父亲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，他在3年前做了左肺的全切术，身体也不健全。我们相互之间有同情和理解，决定走到一起。（我们）在1979年结了婚。他对我很好，出门走路时只要看到别人对我指指点点，他都和人家不干。但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，他所在的那家集体企业倒闭了。以他的身体条件再找工作不容易，为了家庭生计，他开始自谋职业，摆地摊卖过西瓜，后来又到山西去给人放羊，1996年大年初三，他因为一场重感冒病故了。他走后，我独自把孩子抚养成人。
“‘11·7’大火之后的日子，我不是过过来的，是熬过来的。我们伤者虽然不幸，但我们毕竟看到了社会的发展，知道冰箱是什么样的，空调是什么样的。而那些死去的战友呢？她们的人生之梦永远停在了‘11·7’。和埋在北大荒的这些战友相比，我知足了。
“北大荒和知青战友都没有忘记我，社会上也常有一些好心人在听说了我们的事情后伸出援手帮助我们。去年过春节时，我们几个在北京的伤残战友坐在一起专门商量了一次，大家都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去了，不能再给战友和好心的人添麻烦了，我们决定：此后不再接受任何捐赠。真的，我现在生活好多了，孩子长大了已经自己挣钱，我现在想吃鱼就能买。
“40多年来，生活上的一切挫折和艰辛我都能克服，我不怕苦。从兵团回来的人有几个怕苦的？让我难以忍受的，是社会和我的距离。当我自己残疾之后，我才知道一个残疾人多么不容易，多么需要常人的理解。对我们来说，还多了一层对我们付出的理解。说到‘11·7’打火的出发点，我不能说自己境界有多高，但肯定是好的，我们的付出不能说就是值得的，但是可贵的。无论那次扑火的理由和组织多么不合理，我们是命令的执行者，想的是大局，为的是国家。
“我在兵团当连队干部的时候，左右自己行为的基本意识就是以身作则，吃苦在先，否则你凭什么当干部？有什么资格管别人？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们这种付出确实不值得，但我为自己的人格骄傲，那就是为整体、为公益、为他人，我们的社会需要这种抛除一己之利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，如果人们一直能以这样的态度做事待人，我们的社会风气就不会变得像今天这样糟糕。
“所以，我坚持自己的做人做事的态度。退休之后，我一直在社区做义工，有时搞搞卫生，有时做安全巡视员，我觉得这是我的价值底线，也是我对社会的一点回报。儿子是我独自拉扯大的，作为残疾人的孩子，他一路走来很不容易，当然也就理解母亲是怎么想的。他从来没觉得我做义工有什么不好，相反，他为有一个坚强的母亲感到荣耀。但是他说，如果他遇到‘11·7’大火这样的情况，他不会像我那样做了，他会首先保护好自己。”
11.7大火受伤者王玉彩、仝幼华参加《生命中的兵团》新书发布会
文章来源：852农场3分场知青网、《生命中的兵团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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